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，4月21日上午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广受关注的“上海3岁男童被虐致死案”一审宣判，对被告人赵雨蝶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；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？判决的依据是什么？对被告人数罪并罚，判处死缓，释放了怎样的司法信号？
法院公开的审理查明信息，再次让人感到揪心、愤怒。2024年7月至8月23日，被告人赵雨蝶在与男友黄某理及黄某理3岁的儿子黄某某共同生活期间，以孩子顽皮不听话等为由，频繁采用殴打背部、臀部、腿部等处及牙咬腿部等方式实施虐待。法院认为，被告人赵雨蝶虐待年仅3岁的家庭成员黄某某，情节恶劣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，虽如实供述虐待的犯罪事实，但不予从轻处罚，以虐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。
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虞浔表示：“关于虐待罪，刑法第260条规定，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，以打骂、冻饿、禁闭、强迫过度劳动等方式，长期、持续地进行肉体或精神摧残，情节恶劣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。致使被害人重伤、死亡的，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
2024年8月24日傍晚，赵雨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开放式公园内，因不满黄某某乱跑，多次用手拍打他的头面部，并用树枝抽打、用脚踢踹孩子身体的其他部位。其间，她还将黄某某从河道岸堤下斜坡拎甩至堤面，致孩子侧身倒地后头部撞击地面。当日20时许，黄某某在家中昏迷倒地，赵雨蝶将他送至医院抢救，抢救无效，同年9月4日死亡。经鉴定，黄某某系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，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死亡；孩子事发当晚就诊时不同部位的伤情鉴定两处轻伤一级、两处轻微伤。法院认为，被告人赵雨蝶故意伤害黄某某致其死亡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。
虞浔说：“关于故意伤害罪，刑法第234条规定，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，构成轻伤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管制；构成重伤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；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死刑。”
法院认为，赵雨蝶明知拍打、用力拎甩一名3岁幼童可能导致的伤害后果，依然实施了相关行为，直接导致黄某某因此而死亡。赵雨蝶作为黄某某父亲的同居女友，在共同生活期间非但没有妥善照顾好年仅3岁的黄某某，反而以拎甩等方式故意伤害幼童，致其死亡，即便她有施救行为，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依法仍应予从严惩处。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赵雨蝶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一审法院决定对赵雨蝶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释放了怎样的司法信号？
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表示：“虐待罪，致人重伤死亡的才两至七年有期徒刑，最高也就是七年有期徒刑。本案对被告人按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，尤其是认定构成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体现了司法机关强化未成年家庭保护的鲜明态度。”
3岁幼童被虐致死案发生后，很多人都说，如果早点有人发现被害幼童身处困境就好了……人们在同情被害幼童的悲惨经历的同时，也在讨论，对监护人或共同生活的人虐待未成年人这样的情况，社会发现机制、强制报告制度如何落地，避免悲剧的发生？如何“早发现、早介入、早保护”？对于困境儿童、未成年人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多做些什么？
2021年6月1日修订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，已经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国家法律规定，要求国家机关、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及公职人员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，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，或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，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。虞浔认为，要推动制度、机制的精细化、体系化建设，强化刚性约束。
虞浔表示：“进一步细化发现机制、强制报告的主体与责任边界，明确判断标准。确立‘合理怀疑’标准，凭职业常识和理性判断认为存在侵害可能即可上报，无须确证，降低‘报告’门槛。”
虞浔说，要提升“事前预警”，就要解决好“不愿报、不会报”的问题，关键在于强化报告主体的责任意识和专业能力。
虞浔进一步说：“要真正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保护，就要加强协同联动，构建‘六位一体’保护大格局，改变‘多主体负责、无主体统筹’的现状。搭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，从而整合线索接收、流转、处置、反馈等全流程数据，实现公安、检察、教育、民政等部门信息实时互通，打破‘信息孤岛’，推行‘线上平台+书面流转’的规范化协作模式。”
生活中哪些迹象可能提示儿童处于风险？如果发现了线索，如果对未成年人的处境有所怀疑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广东省广州市政协委员、广东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主任郑子殷说，孩子不会无缘无故地“不对劲”。当他们可能受到伤害时，身体和行为会发出求救信号，需要我们用心去“看见”。
郑子殷表示：“比如身体伤痕、总显得脏乱、营养不良；情绪骤变，活泼的孩子突然胆小沉默，莫名害怕某人某地，频繁做噩梦、食欲差。还有行为异常，有来历不明的钱财，总躲着家人，还有监护人冷漠，对哭闹、受伤的孩子不管不顾，这些都是危险信号。我们发现之后，报警或报告，同时注意保护隐私，绝不传播孩子照片、姓名等隐私，避免二次伤害。”
本案中，司法机关没有对孩子的亲生父亲追责，因为没有证据反映黄某某的父亲存在参与、隐瞒、纵容赵雨蝶虐待黄某某的情况。
虞浔说：“家长未尽到监护职责时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多方面的，包括民事责任、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。具体承担何种责任，需根据家长的行为性质、情节严重程度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。”
对于困境儿童父母监护失职的法律责任及防范方案，专家建议构建多部门联动协同体系，形成“发现—评估—干预—回访”闭环，尝试推出线上指导平台，同时强化法律约束与司法督促。
“法院、检察院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，可对失职父母依法发出‘家庭教育指导令’或‘督促监护令’，明确其履行抚养、教育、陪伴等具体义务。推广‘分级分类’干预机制，对低风险家庭采用电话回访，中高风险家庭联合社区、学校实地回访的形式，动态调整司法的干预力度。通过推出个性化干预方案，提高对儿童不同情形的指导，从而实现修复亲子关系、改善管教方式。”虞浔说。
当孩子陷入困境，他们往往不知如何呼救。我们要引导未成年人知道如何保护自己。记住一些求救、求助电话。比如，生命通道：110、119，遇到紧急危险可拨打；12338（妇女儿童维权热线）：提供法律咨询、心理疏导和庇护；12348（法律援助热线）：孩子受家暴、虐待申请援助，不受经济条件限制；12345（政务服务热线）：在许多城市设有未成年人保护专席，一键转接。
（央广网）
